“繁花”满眼：时代红尘中的上海风景

电视剧《繁花》剧照

　　黄望莉

　　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适逢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处处是机遇与希望。青年阿宝在高人“爷叔”、“夜东京”饭馆老板玲子与外贸公司职员汪小姐的鼎力协助下，快速成长为黄河路上无人不晓的宝总。然而，随着神秘女子李李与她的新式饭店“至真园”空降这条街，以及深圳股市“过江龙”强总的加入，宝总原本决胜千里的事业变得动荡惊心，他与身边人的关系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由金宇澄同名小说《繁花》改编的电视剧正在CCTV—8黄金强档热播，并在腾讯视频上线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一时间，剧集连同摘得“五个一工程”奖及“茅盾文学奖”的原着再次点燃了公众的话题，和对那个时代的记忆。

　　叙事的“留白”与“互补”

　　作家金宇澄对《繁花》书名曾作注释：“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对金宇澄而言，《繁花》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必然不会全盘复制原着，“它是一个新的生命”。对于“新生命”的锻造，导演王家卫以故事的里和面作为改编的遵循——作品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上海岁月、时代变迁。

　　电视剧《繁花》也正是在此叙事逻辑点上对那个时代及时代下的小人物展开描摹。剧集中的“繁花”带有两个层面的意蕴，一则是剧集与原着之间互为“补写”与“留白”，影像在故事上丰满了文字的留白，而剧集的未竟处召唤着观众去原着中寻找答案、互为参照。这种创作手法在电影中常见。另一重“繁花”之繁或许在“王家卫电视剧”的作者属性里晕开。此次，导演放弃以往电视剧线性叙事的惯性，采用了多线叙事，在人物与人物之间搭建起叙事关联，以补充原着中需要填写的“留白”。

　　王家卫的剧集“首秀”《繁花》依然让人能清晰地感受到“王氏”高度风格化的镜头语言和双时间线交叉叙事。这部剧集在原着基础上去繁就简，将故事集中在“阿宝”的身上，习惯于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断地将故事来回穿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物关系的前因后果关联，也道出了上海作为前沿城市的时代浪潮。

　　剧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以王家卫式的影像再现那个时代的景观之时，也大量地插入了纪录片段，真实的时代感扑面而来。至此，《繁花》以果敢而又激昂的叙事节奏引领观众走过时间的长河，剧情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转折，与角色内心的变化相互唿应，使得故事既富有悬念，又富有深度。

　　“上海性”人文景观的再造

　　观剧前对于王家卫导演的期待与疑虑并存。《花样年华》中的上海与1990年代的上海各自在他的镜头下该有何区别？显然，这部剧集延续了《花样年华》中的高对比度光影的营造和饱和色块的大量使用，黄河路上过于密集的霓虹招牌无不昭示着交错迷离的观影体验。然而，客观来看，由于整个剧集有着明晰的故事底色，王家卫让人物的旁白和对白在吴侬软语“嗲来兮”的台词的机锋下，展现了激烈的商战博弈。

　　剧集《繁花》用极致的匠心营造“上海性”，并将之放大和精致呈现。

　　首先是采用了完全真实地名的使用。如叙事的主要街道“黄河路”“进贤路”等，以及随剧情推进转场到的外滩27号、台词中时不时提及的西康路101号等，无不透露出浓浓的时代感和大上海在时代变革之初的独特性。

　　其次，剧集在前几集里除了主要交代时代变迁的故事背景，更为重要的是交代不同的人物性格和职业特征，以凸显角色所独有的上海气质。胡歌饰演的阿宝和唐嫣饰演的汪小姐人物线索非常明晰，不用赘述。而剧集中最具有叙事魅力的应当是马伊琍饰演的玲子和游本昌饰演的“爷叔”。玲子作为相对精明的女性形象，在阿宝的眼里，更是救命知己、有“侠气”的女人。“爷叔”是上海人对尊敬的长辈的统称，放在这里作为一种上海特有的、代表了传统上海经商人物的气质，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符号。当然，李李作为新兴的商业代表、新兴的商业势力，进入到这一叙事空间，她所在的“至真园”也就与她的形象一样，成为经典空间和流动的人际关系中的“异质”。

　　上海趣味中投射上海精神

　　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作为时代发展的前沿，其过往历史再度登场，以“爷叔”为代表的旧时记忆再度引导了新一代“弄潮人”阿宝，他们的日常生活趣味体现在上海的美食描述、中西合璧的道具陈设、海派建筑与室内空间的呈现上。在这部剧集里，王家卫再次将镜头对准人物、对准光影中的芸芸众生。

　　在《繁花》的镜头里，充满年代感的上海弄堂，车水马龙的黄河路和南京路，都被细腻地捕捉和呈现，真实地描绘出了沪上弄潮儿女敢拼敢闯至真至诚的奋斗精神。比如导演采用了独特的剪辑手段和叙事方式来表现人物内心情感、强调某些细节，营造出了全新的视觉效果和观剧氛围。而在展现阿宝在商场中的沉浮和纠结时，快速抽帧的剪辑方式，将阿宝在不同场合下的表情和动作进行拼接，从而展现出他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这不仅增强了剧情的紧张感，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了阿宝这个角色的复杂性。

　　此外，以和平饭店为代表的上海融汇中外风格的装饰艺术，映衬出精致的日常生活；围放在六碟小菜中的上海泡饭、上海本帮菜青鱼秃肺、红烧划水等对上海美食的描述，既出现在时尚饭店中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商战故事，又在市井生活中。及至渗透在剧情细部的画面和台词——豆浆加串在筷子上的油条、朱家角的豆腐、崇明的米糕、杏花楼的定胜糕等等，在剧中兼具地域饮食文化的知识普及，也融入人物命运纠葛和此起彼伏的时代画卷之中。这时而幽暗、时而光辉的城市记忆，正是导演王家卫着力描摹和追求的趣味。

　　无论是同名小说，还是剧集《繁花》，上海风貌是这两者共同的创作价值取向。小说和剧集准确地抓住那个时代下这群人真实的风貌表现，也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市井生活画卷，艺术化地诠释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

　　文字有文字的优势，影像有影像的力量。无论是金宇澄笔下的《繁花》，还是王家卫镜头下的《繁花》，它不仅是一部展现上海繁华昌盛背景下的人间纷争的作品，更是一部在视听语言和制作手段上实现突破与创新的佳作——在成功还原了原着小说精髓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